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经2006年11月6日第25次行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行长：周小川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洗钱活动，规范反洗钱监督管理行为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维护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适用本规定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在履行反洗钱职责过程中，应当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司法机关相互配合。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开展反洗钱国际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洗钱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施跨境反洗钱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履行下列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或者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

（二）负责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三）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四）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

（五）向侦查机关报告涉嫌洗钱犯罪的交易活动；

（六）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与境外反洗钱机构交换与反洗钱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有关职责。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收并分析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二）建立国家反洗钱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信息；

（三）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分析结果；

（四）要求金融机构及时补正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五）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与境外有关机构交换信息、资料；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对外提供。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八条 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制定反洗钱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

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和实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对要求建立业务关系或者办理规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业务的客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客户身份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更新；

（二）按照规定了解客户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有效识别交易的受益人；

（三）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异常迹象或者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四）保证与其有代理关系或者类似业务关系的境外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并可从该境外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客户身份信息。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条 金融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能够反映每笔交易的数据信息、业务凭证、账簿等相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

第十一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制定本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指引。

第十三条 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

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应当遵循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协助配合驻在国家或者地区反洗钱机构的工作。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报告可疑交易、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可疑交易活动等有关反洗钱工作信息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向客户和其他人员提供。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受法律保护。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报送反洗钱统计报表、信息资料以及稽核审计报告中与反洗钱工作有关的内容。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反洗钱现场检查：

（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对可能被转移、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前，应填写现场检查立项审批表，列明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时间安排等内容，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执法证和检查通知书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现场检查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应当制作现场检查意见书，加盖公章，送达被检查机构。现场检查意见书的内容包括检查情况、检查评价、改进意见与措施。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根据履行反洗钱职责的需要，可以与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谈话，要求其就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必要时将检查情况通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涉及的客户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前款所称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可以询问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说明情况；查阅、复制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可以封存。

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出示执法证和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查阅、复制、封存被调查的金融机构客户的账户信息、交易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负责人批准。调查人员违反规定程序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调查。

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要求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调查人员封存文件、资料，应当会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人员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金融机构，一份附卷备查。

第二十三条 经调查仍不能排除洗钱嫌疑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报案。对客户要求将调查所涉及的账户资金转往境外的，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经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予以执行。

侦查机关接到报案后，认为需要继续冻结的，金融机构在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予以配合。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继续冻结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到侦查机关不需要继续冻结的通知后，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金融机构解除临时冻结。

临时冻结不得超过48小时。金融机构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后48小时内，未接到侦查机关继续冻结通知的，应当立即解除临时冻结。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进行检查、调查或者采取临时冻结措施的；

（二）泄露因反洗钱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违反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区别不同情形，建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二）取消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

（三）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发现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应报告其上一级分支机构，由该分支机构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处罚或者提出建议。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和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同时废止。（完）



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选择

谢财能

【内容摘要】死刑政策程序化是死刑政策转化为刑事程序，面临何种死刑政策可以程序化以及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才能兼实现死刑政策对犯罪的反应功能和刑事程序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的目的的问题。探讨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回答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能够把死刑政策理性与否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模式选择问题。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从偏重“解释——打击犯罪”模式，转向关注立法和法律解释本身外，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关键词】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F61

On the model for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XieCaineng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d to crimes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that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s confronted with what kind of policy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ow to be absorbed. Discussing models mean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policy how to be absorbed, which may change value judgment into model-choosing. In this way, China has to turn the model of “law explanation—control crimes” into the model of “legisl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law explan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pay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nd law explanation.
【Key words】Policy of death penalty; Criminal procedure;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死刑政策程序化，指死刑政策指导死刑程序的建构，死刑程序规则体现政策精神。死刑具有一般的威慑力，但是“死刑是否具有特有的强烈的威慑力”，以至于死刑适用成为必要却未得到有效、充分的论证。死刑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只要国民的一般法律信念，即对一定的穷凶极恶的犯人应当科处死刑的观念还存在，在刑事政策上便必须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只是通过满足社会的报复情感，维持国民对法律的信赖，以维持社会秩序。[1]所以，死刑政策成为对犯罪反应的选择，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刑罚政策。但是死刑政策具有刑事政策的特征，即制定的灵活性、内容的抽象性、执行的灵活性和快速性等能够弥补法律规范的刚性和时滞性，程序化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应对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犯罪的快速反映的需要。
死刑政策程序化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第一，程序化满足死刑政策合法化需求。现代刑事程序的意义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功能，还在于自身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一方面，通过程序的稳定性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赋予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对自己的裁判中来，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公开、公平的程序保证了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第三，程序化使死刑政策转化为程序性规则，是死刑政策合法化的一条途径——“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们准确地确定官方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因而就提供了表面上看来清晰的检验责任的标准。”[2]
死刑政策程序化是国家适用死刑权力的扩张性、合法性需求与刑事程序内在独立价值之间对抗的结果，也是一种从对权力渊源的总括性证明到对权力运用的持续的正当性论证的基本转变。[2]当死刑政策以自由、秩序、正义为根本目标时，符合刑事程序独立的价值追求。这些理性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一方面死刑政策体现为实在的程序，公权力何时何地可以膨胀被明确地划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程序中适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死刑条款，显然具有双重的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当死刑政策以打击、控制犯罪为根本目标，这样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由于刑事程序体现的是死刑政策的价值，服务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即刑事程序的价值和死刑政策的价值一致，但却均为了打击犯罪。“那些合法‘漂白’的恣意权力可以风平浪静地剥夺公民权益，以程序法治之名行方便打击犯罪之实”。[3]
然而，死刑政策本身不仅是种规范体系，更是价值体系，企图通过区分死刑政策的理性与非理性，以避免其程序化带来的不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一方面，作为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并不总兼具有自由、秩序、正义的理性特征。从1803年费尔巴哈本人首创“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看：“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4]刑事政策强调的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追求。而且，“尽管法律的秩序要素对权力统治的专横形式起着阻碍的作用，然而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义。”[5]也就是说，死刑政策本身并不能提供预防国家权力对非犯罪人的压制的措施，更别提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决定死刑政策是否程序化，相当于让国家自己作为自身正统性的证明者，这只具有有限的可信性。[2]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即研究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打破僵局的明智之举。因为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程序参与者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实现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6]

二、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一般地，死刑政策以两种途径转化为刑事程序：一是成为立法的灵魂，修改程序法或指导程序立法；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导向作用，指导程序法的解释。结合死刑政策程序化后可能出现的打击犯罪或保障人权的结果，死刑政策程序化可以有以下四种模式：立法——打击犯罪、解释——打击犯罪、解释——保障人权、立法——保障人权。
“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而建立为打击犯罪服务的刑事程序。这种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较多地存在于刑事程序的发展初期，程序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庸，程序的目的在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在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下，立法权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掌握，司法只是机械地执行立法，完全迷信立法的权威。
“解释——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解释现有的刑事程序规则，使之更适合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下，程序的应有功能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法律的稳定性等价值得到尊重，人们为了追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立法的简洁，不再通过频繁的立法或法律的朝令夕改来维持法律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致力于发展法律解释学说——“因为法律的解释学说总是具有法政策功能：它限制或扩展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解释的调整权力”[7]，通过有权进行法律解释的主体的解释行为来达到立法者想达到的目的。
“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解释程序规则而修改现有的刑事程序或创立新的刑事程序。“刑事政策思想，由强调报应的威吓主义而来，经过合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改造后，现在正处于科学主义的阶段。”[1]但是，刑事政策的根本不仅在于以对犯罪人改造的特别预防为内容的科学主义，而且在于以科学主义、法治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的犯罪的一般预防。[1]如果说科学主义、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刑事政策方法论，法治主义则强调了刑事政策的外部界限——在法的支配下对犯罪做出反应，那么人道主义则属于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被要求在对犯罪的反应过程充满人性，事实上强调了刑事政策需要具备保障人权的功能。此外，程序性刑事法律旨在保证最佳的刑事司法，保证正确的司法。程序性法律的解释不再仅仅是逻辑的解释，在理智、情理，尤其是维护正义之最高利益要求的情况下，程序性法律可以扩张至其具体的狭义术语表达之外。[8]这显然使解释更具有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价值追求上——保障人权。从这个角度讲，“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恰恰反映了刑事政策这种方法论和价值目标的追求，同样适用于死刑政策。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立法依据死刑政策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设置刑事程序。这种模式在保障程序的合目的性的前提下，竭力克服上述法律解释可能产生两种不足：一是解释要求解释者不能背离或超出被解释文本的文义；二是被解释的法律的滞后性而导致解释结论的滞后。同时，为了保护法律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解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依据不同的理念对程序性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是根本的变更，必须通过对它的修改而不能完全通过解释来完成。[5]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要求死刑政策对刑事程序的影响不能突破刑事程序固有的价值追求，打击犯罪只能严格遵循这样的刑事程序，且只能在这样的程序内追求打击犯罪的效率。
以上四种途径的根本区别在于模式运作的目标，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至于采取立法或解释方式进行具体的程序的设置则依附于法制的发展。“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死刑政策程序化最易选择的模式，而非“解释——打击犯罪”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于解释只能产生于立法发展到一定程度。毕竟，其一，解释的前提需要有被解释的法律，被解释的法律的出现恰恰是立法的任务；其二，解释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希望法律统一的愿望，通过解释弥补现实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求，同时避免无休止的立法带来的法律膨胀，而且解释可以避免不断立法引起的法律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善行需要的工具，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9]换言之，立法不仅没有解释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即受到被解释对象的约束；在法律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缺乏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对立法的制约。因此，其更容易成为国家表达意志的工具。而从“解释”再次回归“立法”在于人类控制立法的能力获得极大的发展。

三、我国现有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

理论上，我国的死刑政策为“保留死刑，少杀、慎杀”，但是从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却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其间，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通知、批复等形式对死刑程序进行了修改。
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防止滥杀”，死刑主要适用于反革命、贪污等罪行。《刑事诉讼法》制定前，刑事程序规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机关以批复、通知、决议等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死刑程序规则，如死刑复核制度。
第二阶段是1979年后至1996年，由轻刑化，不重用死刑，转变为崇尚死刑，扩大适用死刑，甚至迷信死刑的倾向。在程序方面的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将几类现行犯、毒品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被以通知形式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某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死刑案件不受送达期限的限制，并把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十日改为三日。②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2005年，遏止死刑扩张的势头，“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重新得到重视。体现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一、刑二庭的基础上，增设三个刑事法庭，准备承担对各省高院上报死刑判决的复核任务。同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06年1月1日起，凡是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要开庭审理。并要求各高级法院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这么看来，我国的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经历了从徘徊于“解释——打击犯罪”与“解释——保障人权”之间到偏重“解释——打击犯罪”到“解释——保障人权”三个阶段。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的转变是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但是以“解释”为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手段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政策性工具。我国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理论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践中，还包括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和下属部门，如办公厅等。司法解释的主体更是呈“多元化”、“多级制”的趋势，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常见的多部委联合发文（其中包括非司法机关）以及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等。[10]相比之下，我国的立法主体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显然，从死刑政策作用于解释或立法的几率看，多元化的解释主体意味着给死刑政策影响刑事程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法律解释，更有机会实现其政策目标。
其二，死刑政策程序化通过“解释”比通过“立法”见效更快。因为无论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的程序，实质上是国家法律解释权力的行使，在程序严格程度上不如立法程序，毕竟立法涉及到国家立法权的这一重要权力的行使。我国的立法程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法的过程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法。这就要求立法过程是一个民主运作过程。民主要求作为民主政治体现和运行载体的代议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承认并尊重利益的千差万别，确保不同的利益得以平等且真实的表达，在可接受的妥协和平衡基点上形成与多数强权或者多数暴政迥然不同的多数意志。[11]而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行为，不仅难以避免国家机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解释法律，而且并不要求如立法程序一样充分漫长的论证过程。这正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刑事政策对犯罪做出快速、果断、灵活、高效的反应的要求。
其三，缺乏对解释的审查机制。立法与法律解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制定过程的严密性和论证充分性，还在于立法具有违宪审查体制——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12]，而法律解释缺少对是否违法的审查机制。也就出现了上述通过解释使死刑政策程序化却改变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等的规定的现象。换言之，死刑政策通过法律解释程序化可以绕开法律对程序化结果是否合法的审查。这样，死刑政策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还具有更少的约束，死刑政策欲程序化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解释”。

四、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尚且不足以完全体现保障人权的功能，而这些程序性不足并不能通过解释达到。一方面解释需要有被解释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些现行程序性规范的立法背景原以打击犯罪为基础，只能在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下进行新的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死刑特有的严重性、不可逆性要求保障人权须对死刑案件采取至少比一般刑事案件更严格的程序。这也是以程序控制死刑的体现，比如美国控制死刑，除了利用实体法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在于其独特的针对死刑案件，包括侦查、起诉、审判、证明、执行、救济的整个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的程序规则，除了第20条管辖，第34条指定辩护，第199条—202条死刑复核程序，第208条、第210条—213条死刑判决执行的规定外，死刑案件的程序规范完全同于一般刑事案件。而死刑程序应是立案到执行，甚至包括国家赔偿的一系列程序的总和。
第二，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过于简单和抽象，空白无法完全通过解释弥补。程序规则的简单要求规则内容的抽象，否则不足以从宏观上涵盖整个程序过程；而程序规则内容的高度抽象，反过来又影响了规则的数量。但事实上，程序规则的简单和抽象并不能形成完备的程序；而且也不能保证总是存在可以解释的对象，以从中解释出新的程序规则。一味依靠解释不仅容易使法律解释具有立法的嫌疑；而且过多的解释，司法完全依靠解释，导致程序法的虚置。比如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四条，实践中的死刑复核程序似乎依靠1998年1月1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 构建起来。此外，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开庭审理、律师介入、复核的标准、复核结果是否需要赋予救济手段等均未涉及。但这些未涉及的程序并不能从已有的程序性规则中解释出来。“法律程序规则实质上只是由逻辑和常识的原理被转化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技术结论。”[13]意味着程序性规则不仅不能与“逻辑和常识的原理”一样抽象，应该尽可能包含对刑事程序以及违反程序的后果等方方面面详细而完备的规定，以保证程序性规则具有更强的操作可能性。
第三，某些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不具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最低标准。该公约第6条、第14条、第15条以及联合国第1984/50号决议《关于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中列举了从起诉、审判、证明、辩护、复审、赦免、执行、救济等的一系列程序标准，虽然有些标准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但是如证明、救济等完全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随着我国加入公约，至少应该在这些标准上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有关死刑的程序规则。
所以，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五、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