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法律中的事实

张晓军　　柳九一

【内容提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旨在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客观公正。但是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对其中的“事实”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从而质疑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结果所赖以依存的“事实根据”到底应该定位于法律形式上的主观事实即主观真实或形式真实，或定位于绝对的客观事实即“客观真实”，还是应该定位于相对的客观事实即“法律真实”。笔者在本文中撰对“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观点产生的原因，据以成立的理由及民事诉讼证明活动进行分析，以使读者明白，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通过审判活动所得到的案件事实，到底能够达到或者说应该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真实。
【关键词】 主观真实 客观真实 法律真实 民事诉讼证明活动 高度盖然性

引 言

在任何社会活动中，从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公正。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公正是法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法律又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和条件，人们只有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调和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利益，维护秩会秩序，才能够实现社会公正，但在现实中，由于法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正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目标，它的社会价值永远在法律之上。因此，公正一词及其所蕴含的崇高价值理念不仅在哲学或法理学上推崇备至，尤其表现在程序领域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一案件的裁判，人们首先不是想到法官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获知案件的真相，而是这一裁判结果是否公正，是否反映了该案件全部的客观真相。但每一个案件都是发生在法官审理之前，事实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不可能完全再现，法官要客观公正地再现过去的“事实”就如同历史学家探知过去的历史一样，那么法官在选择过去的“事实”组合成案件真相的时候，应该将其放在一个怎样的既定框架之内才算是还原了案件的客观真相呢？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对法官裁判案件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怎样定位。
一、法律中的“事实”之争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律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有了独立的地位和权威；法律已不再混同于政策，有了自己独立的体系；法律不再因人而废，已有了专门的立法机构和程序；法律不再由政治权威左右，而是有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和专职人员；法学也不再附属于政治理论，有了自己独立的科学体系……，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不断借鉴和学习它国的立法、司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一部部完整、科学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搬上了司法者的案头，也深入了广大民众的脑海。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追求公正的司法活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从普通百姓到法学论者对裁判结果所依存的“事实”真相也愈来愈关注，法官裁判案件稍有差池，便将招来不公之斥。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法律中的“事实”之争：
（一）主观真实（或曰形式真实）
主观真实论者认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认定的案件事实并非是客观的真实或案件的真实，这主要是因为法官所依据的有关诉讼证据作出的判断难以达到与诉前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的程度，最多不过是只能贴近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只是法官主观上的真实或者说是为了符合法律的形式真实。其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1、任何裁判的作出都是基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又依赖于对诉讼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而证据材料虽具有客观性，但由于当事人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往往只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隐瞒甚至毁灭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从而导致法官在认定全案事实上的偏差。2、法官在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时候，同样会与常人一样受感情、价值观念、职业技能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定。3、由于实体法对证据效力的要求，使得证据在形式上仍先要符合实体法要求的条件，如口头协议的债权债务、租赁、遗嘱继承等关系，即使客观上发生了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事实，但仍然可能不会被认可。4、法官在面对某些复杂、特殊的案件时，由于受程序法上的审限约束，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全面深入探究案件事实的全貌。5、由于法律规定的证据效力因其存在形式不同而有区别，同样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认定。如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书面证据和言词证据，前者的效力就强于后者，但效力强的证据是否就一定比效力弱的证据更接近案件事实真相？其实只不过是法律对其作了程序上的规定而已。
（二）客观真实
主张客观真实是我国法学界的一种主流观点，影响也最广泛。但因受到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挑战致使近年来已有削弱的迹象。该派学者认为，我国诉讼法的任务就是保证司法机关查明案件客观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判。他们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①即是，司法机关所确定的这些事实必须与客观上所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实无疑（这种观点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也一直被认同，从我们原先的裁判文书中“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的对事实的认定表述上就可见一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把“事实”确定为客观真实，既是完全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其理由是：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案件来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所以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2、任何案件的发生都存在于客观环境之中，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或者被某些人目睹、感知，这就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3、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司法人员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司法水平也在日益丰富和提高，这是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有力组织保证。4、诉讼法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三）法律真实
主张将裁判确认的事实定义为法律真实，是近几年来部分学者通过总结、分析、比较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指出“主观真实”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而“客观真实”又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只能是种理想。他们认为，诉讼中裁判所依据的只能为法律真实，即只能达到法律所认可的真实程度。它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是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或者说从证据的角度分析是真实的事实。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过去的事实认定只能通过证据来反映，而证据的收集、提供、审查、判断都是依法律的严格规定进行。因此，诉讼中的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必然受到法律的这种要求，只能是依据法律上确认事实的方式和标准而得出的法律上的真实。二是，在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再现案件的真实程度，取决于法官对相关证据所形成的主观认识和理解上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受这种主观性影响，裁判中的事实只是法官源于证据的法律范围内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客观真实”。三是，“通过审查判断证据借以发现案件事实的真相是一个程序过程，因此，程序的正当性对诉讼结果具有法定性意义。在此前提下才能论及案件事实是否已被查明，查明的程度如何等等。”②“依照程序公正要求，诉讼中能再现的冲突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认定的法律上“真实”的事实，才是程序公正所仰赖的冲突事实。”③“因此，通过正当程序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法律真实”。四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法律对举证责任加以规范，当事人举证责任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再现时是否接近或符合案件发生时的事实原貌。但这种能力显然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法官裁判案件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在法律规范的形式下得出的“法律真实”。
二、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认定，属于程序功能的基本要求，是一项诉讼证明活动。诉讼证明活动与其它证明活动一样，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然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之一。它经历了从神示裁判的神示真实到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形式真实，从法定证据制度到自由心证制度下的实质真实再到“实事求是”的客观真实等不同阶段。
（一）主观真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和中世纪初期的封建国家，由于人们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所以一旦发生诉讼争斗就会选择举行神明裁决的仪式来解决，如水审、火审，即将双方抛入水中或火中，如果一方侥幸不死，则表明该人无罪或有理；我国古代法（??）字中的“ ”字也叫“獬、豸”，是一种独角神兽，它能分辩是非，有罪的人它就用独角去顶，反之则不顶。这种司法决斗下的案件事实不是以证据来显示，也不靠人的理性来认识和决定，而是由神明（神兽）来证明，故称为神示裁判制度。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确立了一种法定证据制度取代了神示裁判制度。即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在法律中确定各种证据的证明效力和判断认定规则，法官判案只要按章办理即可，不得自由评判和取舍。这种制度虽然较神示裁判制度迈进了一大步，认识到了证据的作用，但却忽视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的封建专制国家中，都普遍把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因此刑讯逼供盛行；即使有人证物证也得看人的身份地位，官宦、文人优于百姓，男人优于女人等等，由于这些都在法律中早已规定，故此，法官为了适用法律规定的需要而选择的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又何来客观真相，它只不过是一种法律需要的“形式真实”而已。
为了克服这种将法官作摆设的弊端，资产阶级在欧洲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出现了一种“自由心证”制度的证明模式，即法律不预先规范证据的效力和取舍标准，全靠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理性及其法律意识来自由判断。所谓“心证”即法官通过对证据判断形成的内心信念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或者说是真诚确信的程度。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认为法定证据制度下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是一种“形式下的真实”，而只有符合法官内心确信的案件事实才是案件的“实质真实”。正是由于这种只规定证据的形式和判断方式，而不规定证据效力和取舍标准的所谓“自由心证”模式的出现，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的时候享有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只需要满足于在程序上做到绝对公正，那么他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就不违反法律规定，他所认定的事实就是案件的“实质真实”。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只站在程序公正基点上通过对各种材料和客观表象的认识，再以主观上的评判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所得到的“实质真实”仍然只是一种“主观真实”或者说“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也不能达到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客观真实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客观真实正是针对主观真实观点提出来的。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坚持“客观真实”模式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二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国前兵祸连连，外患内乱，国家不独立，社会无安定，虽然有一些法律，然而却无生存环境。建国初期，由于经济不兴，法治不举，特别是“文革”十年，本来就脆弱的法律机关也几乎荡然不存。根本就谈不上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的制定，于是我国早期的一批根本无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只得向“大哥”前苏联学习了，所以前苏联的许多司法理念也被简单机械地照搬照抄了，并因此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前苏联民事诉讼中就确立了客观真实原则，即法院应当准确地查明法律事实、并适用开庭调查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事实是有根据的。它要求不管是在案件事实情节上，还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上，都应当是客观真实的。它所依据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的原理，认为既然案件事实发生了，人们就能够通过调查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亦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还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许多学者因此认为，这些规定对照总则中“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就是要求法官实事求是地认定案件事实，在主观判断证据的过程中绝对地保持客观，以再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而不应有其他。
三、对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评析
（一）对主观真实的评析
对于神示裁判制度和法定证据制度下所获得的案件事实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真实，笔者在前文已作阐述，在此不多赘言。但由于“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所获得的对案件事实的“真实”能否定位于我们所称的法律中的“事实”，在我国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评析。
“自由心证”制度比起前两种证据证明模式有了更为明显的合理性和进步，给了法官在审理裁判案件、最大限度追求案件事实真相以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许多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但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自由心证”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加之西方国家很少对某些概念作具体的阐述，因此“自由心证”一词在这些国家的成文法律中也很少采用这一术语了，但这一制度所表明的原则仍然存在。在我国，对这一证据制度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肯定说认为；审判人员所持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决定了审判人员在实践中的内心确信，这种内心确信就是对于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所下结论时持有的正确性与可靠性的信念。如果审判人员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去判断证据，就能看出符合客观事实的正确结论。否则，即使是同一事实和证据，若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④否定说认为，“自由心证”制度是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基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够认识客观的辩证唯物史观，如果法官仅靠“良心”、“理性”来判断证据，片面强调法官自由评判和取舍证据，势必助长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利于利用整个人民法院集体智慧来认识客观事物，从而给审判活动带来极大不利。另外，如果要求审判人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评判、取舍证据进而达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又何必一定要称之为“自由心证”制度呢？⑤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借鉴这一证明模式。
笔者认为，如果赋予法官独立裁判的自由，那么任何待证事实的证明都可由“自由心证”来解决，因为案件证据对待证事实所起的作用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现有证据已充分证明了待证事实；二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三是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待证事实；四是某一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待证事实的某一部分。在第一、二种情况下，法民可以根据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支持或否决当事人请求的裁决；但在第三、四种情况下，却会出现两种结果：即虽然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不充分，但法官内心确信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可能性大；或者不存在的可能性比存在的可能性大，从而分别作出不同的裁决。但无论哪种结果，法官的裁决都符合法律程序。并且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宽广，在法律规范含义不明或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只要不违返程序公正的要求，法官就是法律也即法官造法说。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制就是很好的证明，从而导致不是由法律而是由法官不断随意地确立证据规则的现象。由于“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直接否定的产物，因此难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1791年9月29日法国宪法会议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就是一例。另外，从具体案例来分析，美国1995年10月2日对辛普森案的“世纪审判”裁决辛普森谋杀罪名不成立而宣告无罪，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其主要原因就是一双带有辛普森血迹的袜子两面血迹一模一样，证明袜子沾血时并不是穿在辛普森脚上可能是警察或他人栽赃陷害。但在随后进行的民事诉讼中，陪审团却裁定辛普森对被害人负赔偿责任，因为民事案件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只要达到一种“概然性”即可。⑥可见，这种“自由心证”制度是在对形面上学的形式主义加以完全肯定（即只需符合程序要求）后，又吸收了康德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即只要一个证据被排除，案件事实就有不存在的可能）。因此，“自由心证”制度下片面强调法官仅仅为了满足遵循法律的程序要求，只需达到内心确信的案件事实的“主观真实”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法律中的“事实”。
（二）对客观真实的评析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来评析。“客观真实”论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就其客观性来说它是绝对的，但就人们对真理认识来说又是相对的，是由相对到绝对的发展过程。唯物主义反映论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即客观存在，认识论承认真理是发展的，即认识真理的客观性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即相对真理。相对真理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不可能穷尽它的一切方面和过程；另一方面是指对某一事物即使有正确认识，也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过程决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真实，只有相对的客观真实。2、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过程中，由于时空变化的不可逆转，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不可能再现其原貌，物质和痕迹不会说话，不能陈述当时的经过，只有通过人的感知和印象来描述，但由于人会因为当时的环境、自身认识的能力和事后的心理状态及记忆能力的影响，不可能复制过去的事实。因此，裁判认定的事实也不可能是原始的客观真实。
其次，持“客观真实”论的学者从组织保证、法官素质上推定法官能够再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的法官，只要是他作为社会个体出现就免不了具有常人同样的情感、性格、知识水平、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些因素均会对认定案件事实产生影响。
第三、由于实体法和程序法对证据形式和效力，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期限的规定等作了相应的规定，只有各种证据和当事人主张的权利事实都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才有可能进入法官审查评判的视线，否则就不能进入诉讼活动当中，因此法官在程序规范的范围内去认识评判证据后从而得出法律确认的案件事实不可能是案件的“客观真实”。
四、对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分析
关于法律中的“事实”之争，法学界至今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更不必说社会公众了。这一方面说明法律中的“事实”问题所包含的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学者们的开阔视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者们尚未找到一条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统一的为大家所认知的途径。由于学者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只顾建立自己的认识体系而未充分考虑它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能够让人们接受的共同点，以利在法理上形成一种共识，以促进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从而为我国早日建成一个民主与法治共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学理论基础。
下面笔者试着从民事诉讼证明活动上来进行分析，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一）从民事诉讼证明的性质上看，它是一种溯及以往的“过去式”证明活动，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具体案件事实而非事物的客观规律，不像化学试验可以通过一定条件的反复试验来再现，它只能通过遗留的某些证据来推定。但是证据又要受到法律价值的规范和约束，不可能是完整的客观存在，即使某些证据是客观完整的存在，但也只能反映过去事物的某些片段。
（二）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上看，民事诉讼证明的目的旨在通过证明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谋求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诉争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双方的矛盾得到了化解，其目的也就达到了。这表明，证明活动只要与证明目的相一致即可，不必一味追求“客观真实”，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调解原则其目的亦在于此。如果某个案件调解成功了，双方的诉争目的已经达到，法官再去追究案件的客观真实又有何意义呢？
（三）从诉讼证明的过程来看，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证明和其它社会证明，后者没有法律的具体约束，而前者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价值和程序规则的约束，以体现公正与效率这一司法价值。由于这一制约,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能会被排除在司法裁判之外，如非法获取的证据，超出举证期限的证据等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这些依据很可能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
（四）从各种因素对诉讼证明活动的影响上看：1、主观因素：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由于各自所处的利益位置不同，加之他们的价值观念、理解能力、职业技能等的差异，对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同样会存在差异，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材料是否客观真实就同样会产生偏差。2、客观因素：即诉讼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物质要素，如当事人在诉讼证明活动中投入的成本、距离司法机关的距离远近，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同样会给诉讼证明活动带来影响，如当事人家庭条件差，而诉讼投入的成本大，自己又很难承受，就有可能会在没有达到自己全部的诉讼目的的情况下，作出让步，以求得自己部分利益的尽快实现，这时候法官裁判的事实就可能只是案件的部分客观事实。3、法律因素：证据规则本身就对不符合法律价值取向的证据作出了排除性的规定，客观上就造成了证据反映案件事实的不完全性；诉讼时效的规定又确立了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的期限，审理期限又限制了裁判结果作出的具体界限，所以案件的“客观真实”还须得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
据此，通过对客观真实的哲学和法理评析及对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分析，案件事实由于受客观环境、人的主观认识、诉讼证明活动、法律规定等因素的影响，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客观真实，只能是主观对客观达到充分的认识后，通过运用法律标准进行筛选后而得到的一种法律认可的客观真实，即法律真实。因此，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法律真实包含了客观真实，是一种相对真理意义上的客观真实。
五、结论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对案件裁判结果赖以依存的“事实”，根据诉讼证明的要求，它只能是法律真实，但它却具有客观真实的属性，并且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只能是以“法律真实”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而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
六、法律真实下的证明标准浅析
在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后，我们还应该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对此，笔者同意多数学者的意见，应该建立高度盖然性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一）高度盖然性的概念
所谓盖然性，是指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性质。高度盖然性，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认识手段。将这种认识手段运用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就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14日河口瑶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0年4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河口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内瑶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苗族、壮族、彝族、傣族、布依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河口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富裕的自治地方。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抓好粮食生产，充分发挥热区自然优势和边境口岸优势，开展多种经营，实行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综合发展的方针。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县内的土地、森林、草场、矿藏、河流、滩涂和风景名胜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进行民主与法制教育和民族政策的教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
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改革妨害民族兴旺和人民致富的陈规陋习。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护各民族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婚姻家庭、干预国家行政、司法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边防工作的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国防教育，重视民兵建设。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加强团结，公正廉洁，严守法纪，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面向基层，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以权谋私。
第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瑶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应略高于其人口所占比例，应有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局长、主任组成，在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逐步做到瑶族人员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人口所占的比例。
自治县的县长由瑶族公民担任。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至少应配备一名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工作人员中，应尽量配备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十七条 自治县在除瑶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乡，民族乡的乡长由民族乡的主体民族公民担任。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通用的汉语言文字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配备有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其尽快富裕起来。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发展农业中，增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保证粮食稳定增产。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土地统一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制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承包地属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对放弃经营造成荒废的，征收荒芜费或收回土地使用权。
自治县内任何单位因建设或发展生产需征用的土地，必须报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按批准权限报批。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坚持以法治林，采取有效措施，搞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重点加强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热带雨林、国防林带、水源林、珍贵林木的管理，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保护生态平衡。

自治县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营形式，谁投资，谁受益。责任山由承包者长期经营，居民在自留山、房前屋后或经批准在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林木依法采伐，产品自主处
理。机关、企事业单位造林，谁造归谁所有。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扶持以私养为主的畜牧业，保护草场，实行科学饲养，逐步改变野牧方式，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产品运销等服务体系，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充分利用水面资源，发展养殖业，加强渔政管理，保护水产资源，禁止毒鱼、炸鱼、电鱼。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工业生产以加工业为重点，同时发展水电、采矿、建材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强路政管理。在国家扶持下，实行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的办法，加强乡村公路和山区驿道的建设。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自治县内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乡镇企业执行积极扶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并在税收、信贷、物资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帮助。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依法兴办企业、开发资源。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内兴办企业、开发资源的时候，应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照顾自治县的利益，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尊重自治县的自治权，接受自治县自治机关的监督。
自治县所属企业的隶属关系，非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改变。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国营农场的工作，国营农场要充分发挥试验和示范作用，正确处理好场群关系，帮助地方发展多种经营，开展技术培训，推动技术进步，促进民族团结，为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多作贡献。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设施，有关单位要作出计划，限期治理。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商业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并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照顾。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帮助下，发展民族特需商品生产。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结合自治县的实际开展边民互市，发展边境贸易，并重视边境集镇建设和管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出口创汇产品，外贸出口创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优待。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地方基本建设项目。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地安排财政收支。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项目，享受国家对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民族补助费，要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和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的正常的预算收入。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财政预算，自治县人民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变更，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遇有重大灾害或政策性减收增支，通过调整预算仍不能自求平衡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逐步增加教育投资。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要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各项投资效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或个人应追究责任。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章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文化建设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自主地规划、管理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档案、卫生、体育等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自主地决定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及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基础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重视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并创造条件，分阶段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强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在农村采用汉文或民族文字逐步扫除青壮年文盲。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办好寄宿制和半寄宿制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及中学民族班，为本地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对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及中学民族班的学生，分别不同情况给予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学校财产，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集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工作有显著成绩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机构的建设，不断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
自治县的科技人员应面向自治县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推广运用科学研究成果，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完善农村科技网，抓好粮食、热作、畜牧业和林业等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体育事业，加强文化馆（站）建设，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收集整理自治县内各民族的文化遗产，重视对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的保护。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城乡医疗卫生单位的基本建设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加强妇女、儿童的健康保健；加强药政管理；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好农村饮用水的改良工作，依法加强食品卫
生监督和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允许经过批准的集体、个人办医行医。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优生优育，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和工人队伍建设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从自治县各民族中培养干部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重视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逐步建立一支各民族的干部、专业技术队伍。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干部和工人时，适当放宽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录用条件，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的总额中，自主地确定从农村招收少数民族人员的比例。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引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经济、文化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各项建设事业中成绩显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劳动者，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干部和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在职人员安心边疆建设。根据经济的发展，在生活条件、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从优。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工人队伍的建设，有计划地对各民族工人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提高工人队伍的素质。

第八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各民族人民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增强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各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共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互相通婚的自由，他们未成年子女的族别由父母双方商定，子女成年后的族别由其自主选定。
第五十四条 每年7月1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7月为民族团结月。
每年农历10月16日为瑶族盘王节。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受到尊重。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条例的修改，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99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