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税务监察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5年6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


为使税务监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税务部门监察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将原《税务机关监察工作暂行规定（试行）》修订为《税务监察暂行规定》，现下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税务监察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使税务监察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其职能，提高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税务监察是行政监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税务监察机构依法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的监察。
第三条 税务监察机构是税务机关行使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本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税务机关其他职能机构及个人的干预。
第四条 税务监察机构对本级税务机关和上级税务监察机构负责，在局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监察业务受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的领导。
第五条 税务监察工作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政纪上人人平等。
第六条 税务监察工作坚持专门监察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惩处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税务监察机构建立举报制度和申诉制度。

第二章 机构和人员
第八条 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均设监察室。
税务所、稽查队配备相当于本级领导副职的专职或兼职监察员。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专职税务监察干部人数，不低于本地区税务干部总数的2％。
第十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正、副职的任免、调动、奖惩，须事先征得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的同意。
第十一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设置相当于本级机构行政领导干部级别的监察专员、监察员、助理监察员。同时，税务监察干部参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第十二条 税务监察干部实行岗位轮换制度，一般期限为3～5年。
第十三条 税务监察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熟悉监察业务和税收业务，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保守秘密。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四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原则上按“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进行管辖。
必要时，上级税务监察机构可以直接管辖下级税务监察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第四章 职 责
第十五条 税务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情况；
（二）受理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
（三）调查处理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行为；
（四）参与和配合搞好廉政制度建设，并监督实施；
（五）制定有关税务监察工作规章、制度，推动工作开展。

第五章 权 力
第十六条 税务监察机构在检查、调查中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三）召集、参加有关会议，列席管辖范围内的有关会议；
（四）查阅、复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清点实物，了解其他情况；
（五）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文件、资料、物品和非法所得；
（六）必要时可按有关规定提请地方监察机关协助对与查处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在金融机构或其他融资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
（七）责令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八）要求被监察单位和人员报送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其他必要的情况；
（九）责令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停止正在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十）建议主管部门暂停有严重违法违纪嫌疑人员的公务活动或者职务。
第十七条 税务监察机构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不执行、不正确执行或者拖延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应予纠正的；
（二）发布的规定、通知不适当，应予纠正或撤销的；
（三）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的；
（四）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
（六）对于模范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政绩突出的税务工作人员应予奖励的；
（七）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十八条 税务监察机构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作出监察决定：
（一）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二）对于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有功的人员应予奖励的；
（三）违法违纪取得的非法收入，依法应由税务监察机构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四）已经给国家利益和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十九条 税务监察机构按照管辖权限对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经复审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或税务监察机构变更或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二十条 税务监察机构作出的监察决定，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应当执行；税务监察机构提出的监察建议，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如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
第二十一条 税务监察机构依据本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作出监察决定，提出监察建议，应当经过集体讨论。
第二十二条 税务监察机构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可向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申告。

第六章 工作程序
第二十三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本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按照本级税务机关和上级税务监察机构的要求，制定税务监察计划及实施方案并报上级备案。
第二十四条 税务监察机构确定进行检查的，应当在检查前通知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
第二十五条 税务监察机构按照其管辖范围，对需要查处的问题，应当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法违纪行为，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予以立案。
第二十六条 税务监察机构确定进行立案调查的，应当通知被调查单位的上级或者被调查人员的所在单位。
重大案件的立案，报上级税务监察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凡税务监察机构查处的案件，都要履行立案、调查、审理、定性处理、批复、呈报、材料归档等程序和制度。
第二十八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调查、审理、处理违法违纪案件，要严格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的方针。
第二十九条 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在案件调查中，根据需要，可聘请有关部门或专门技术人员参加检查、调查工作。
第三十条 税务监察人员办理的案件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 税务监察机构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在立案后6个月以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办案期限的，至迟不得超过1年。上级税务监察机构交办的案件，不能如期结案的，应当向交办机构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 税务监察机构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违法违纪事实不存在，或者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依立案批准程序予以销案，并告知被调查单位的上级或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重要案件的销案，应报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备案。
第三十三条 税务监察机构作出的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应以书面形式送达被监察单位或人员。
第三十四条 被监察单位或人员在收到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次日起15日内应当将执行、采纳情况，向作出决定或建议的税务监察机构报告。
第三十五条 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监察决定次日起15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税务监察机构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申请复核。对复核仍不服的，可申诉。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应在收到监察建议次日起15日内向作出建议的税务监察机构提出，税务监察机构应当在受理次日起15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税务监察机构提请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处理。
第三十六条 对监察决定的复审申请，税务监察机构应当在受理1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复审期限的，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上级机构交办的复审案件，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向交办机构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 对监察决定不服提出复审、复核、申诉的，在复审、复核、申诉期间，原监察决定仍执行。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八条 被监察单位或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责任人或部门负责人，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二）利用职权包庇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的；
（四）拒绝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税务监察机构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阻挠、抗拒监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七）打击报复揭发人、检举人、证人和税务监察人员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税务监察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依据情节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
（一）利用职权包庇或者陷害他人的；
（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三）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
（四）滥用职权侵犯他人民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五）泄露所查案件情况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办法，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税务总局解释。此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王晓辉

内容提要：本文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入手，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含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对于无被害人犯罪存在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的两种刑事立法政策。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文则具体就安乐死问题探讨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的政策倾向。通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的讨论，认为应该将安乐死这类无被害人犯罪从刑法规范中剔除出。尽管现实中存在很多困难和技术难题，但笔者还是试着对安乐死非犯罪化进行了制度建构和程序设计。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安乐死 非犯罪化

一、 刑法学与犯罪学关系：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前提

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 也有人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缺少被害人的犯罪，即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其就不能成为刑事案件。
上述定义都表明了无被害人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没有被害人。但对该“犯罪”的属性并不明确。而要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必须要对“犯罪”的性质作以澄清。虽然犯罪作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研究的客体，但“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具有较大的不同”。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不同使二者在犯罪概念上得以区分。犯罪概念的提出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规范（法律）和事实（实体）层面。犯罪学是规范性学科，其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而犯罪学上的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 可见，犯罪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其研究对象还包括社会中其他被作为否定评价的现象，诸如反社会行为、酗酒、滥用毒品以及无家可归等。在刑事违法性上，“刑法学犯罪概念中的‘违法性’要素，在犯罪学犯罪概念中，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存在的”。 而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正是基于二者在该点上的区别提出的。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分别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还是缩小刑法干预范围。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表明该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当然性”，在犯罪学中就表现为刑法中规定某种行为的“应然性”，即是否应当赋予某种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将其纳入到刑法学视野范围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即是对于已经存在刑法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从刑法规范中剔除，不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至于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根据则在于两者在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基础上。
由此可见，无被害人“犯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另一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因当事人相互间的合意，纵使是属于犯罪或偏差行为，当事人均不会对此等行为，向执法机关投诉」。至于若从刑法的观点而言，则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犯罪行为不会造成法益侵害（包含个人、社会、国家法益）或法益危危险；换言之，乃指无明显法益保护的犯罪而言。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就是分别就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犯罪而言。犯罪化之“犯罪”即是刑法意义的犯罪。刑法上的犯罪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仅仅是对在此前已经实际存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确认，在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顺序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学上的犯罪）是先于刑法定义的出现而存在的，即先有实质（事实性）犯罪，后才有对实质（事实性）犯罪的刑法确认（法定犯罪）。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原来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行为不再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应从刑法中剔除去。因此，虽然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能由此抹杀刑法学上和犯罪学的联系，正如耶赛克所言：“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学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则正好反映了犯罪学和刑法学在犯罪圈扩展或紧缩的关系。
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常见可分为以下几种：（1）性犯罪，包括通奸、同性恋、卖淫、婚前性行为、色情文学等；（2）赌博；（3）吸食毒品；（4）“安乐死”；（5）自杀；（6）堕胎或避孕；（7）流浪；（8）高利贷；（9）公开酗酒，等等。但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总是随着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断发展中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没有始终如有的和符合逻辑地运用某种特定的道德或其他标准来决定社会中哪些无被害人犯罪的行为或不应该被犯罪化。从各国刑法发展来看，对无被害人的不道德行为或越轨行为予以非犯罪化和轻刑化是基本趋势。较之国外立法，我国规定的无被害人犯罪很少，刑法仅对赌博、高利贷、“安乐死”等少数行为作了规定。因此，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作为一个犯罪学概念提出的。 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刑法对少数无被害人犯罪作了规定，如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但这并不表明其规定符合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文将转换对无被害人犯罪研究的视角，以安乐死为例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
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战后欧洲的非犯罪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赌博、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荷兰是后来居上的，荷兰人以一些令人咋舌的前卫或者务实精神，不仅积极推动卖淫、同性恋、吸毒等这样一些行为的非犯罪化，而且率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了。

二、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围绕安乐死的争论还在广泛的进行着，但安乐死的实践一直都在悄悄进行着。
在我国，安乐死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我们一直就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合法化，抽象一点讲，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个人自由，抽象的人权保护，抽象的个人自觉，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说反对安乐死，主张把安乐死仍然作犯罪处理是有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 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 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 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学说上意见不一。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