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法定分保条件》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保险公司：
为保证法定分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制定了《法定分保条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对违反法定分保管理规定的行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将视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罚。
特此通知

法定分保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关于法定分保的规定，××××××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分出人）按下列条件向中国再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接受人）办理法定分保业务。
第一条 本条件所指的法定分保业务是指分出人按《保险法》规定，将除人寿保险业务外的承保业务分给接受人的部分，下列业务不在法定分保之列：
（一）人寿保险；
（二）各种再保险业务；
（三）政府明令各保险公司禁止承保的业务；
（四）不属于商业保险的业务；
法定分保业务各险种所使用的条款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或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批准或备案的条款和经保监会批准的保险协议。
分保费按计入保费收入的毛保费（含应收保费）的20％计算。
第二条 财产保险分出人承保的各类业务如果在同一地址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危险单位的保险金额、人身保险分出人所承保的各类业务如果每名被保险人的总保额（100％）合计折合人民币达到或超过以下限额时，应在其承保业务前向接受人申报。
1．财产险及附加险 1000000000元
2．建安工一切险及附加险 1000000000元
3．机损险及附加险 300000000元
4．各类责任险 100000000元
5．货运险（每张保单） 100000000元
6．船舶险及船舶建造险 100000000元
7．一年期意外险 10000000元
8．极短期意外险 1000000元
9．一年期及一年期以下健康险 1000000元
其他险种的申报限额另定。
接受人对超过上述限额所申报业务的原承保条件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三条 财产保险分出人承保的下列高风险业务要逐笔向接受人申报，其法定分保条件也要逐笔由分出人和接受人协商一致后，另行制定：
1．航空及航天保险；
2．石油及钻井平台保险；
3．核保险。
人身保险分出人承保的长期健康险业务的法定分保条件，由分出人和接受人协商一致后，另行制定。
第四条 接受人承担的责任与分出人出具的保险单同时开始及终止。
第五条 法定分保业务核算期为三年。接受人以收取的分保费的30％为标准支付给分出人预付分保手续费，该分保手续费从季度账单保费中扣留，并在再保险业务核算期满后的下一年度，根据分出人全部法定分保业务的赔付率予以调整，赔付率等于65％的，分保手续费率为30％
，赔付率每超过或低于65％一个百分点（不足一个百分点不计），分保手续费率减少或增加0．5个百分点，但分保手续费率最高以35％为限，最低以25％为限。赔付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务核算年度全部赔款
赔付率＝－－－－－－－－－－－－－
业务核算年度全部法定分保费
业务核算年度全部赔款＝本业务核算年度法定分保业务的已决赔款＋本业务核年度未决赔款转出－上业务核算年度未决赔款转入
业务核算年度全部法定分保费＝本业务核算年度全部法定分保费收入＋上业务核算年度未满期保费转入－本业务核算年度未满期保费转出
分保手续费包括手续费、代理费、营业税及印花税等各项税费。
分保手续费进行调整时，各币种均折合成人民币统算。折合率以业务核算期满当年12月31日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为准。
第六条 法定短期人身险分保业务核算期为一年。预付手续费标准为35％，以60％的赔付率为基数进行浮动核算，手续费最高限为40％，最低限为20％，其余条件同第五条。
第七条 分出人按分保费的10％提取保费准备金，保费准备金从季度账单保费中扣留。分出人应在第二年同期将保费准备金支付给接受人，并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
第八条 每一张保险单项下一次赔款折合人民币财产险业务达到或超过2500万元，人身险业务达到或超过200万元时，分出人应在接到出险或索赔通知后30天之内将该项赔款的有关情况通知接受人；接受人有权派人参与理赔，分出人应给予配合和协助，并听取接受人合理的理
赔意见。
凡符合第二条、第三条标准的超限额业务或高风险业务，只要发生赔款损失，均应立即通知接受人。
第九条 每一张保单或每一次事故赔款折合人民币财产险业务达到或超过600万元（年保费收入在人民币20亿元以上的分出人）或150万元（年保费收入在人民币20亿元以下的分出人），人身险业务达到或超过80万元时，分出人可向接受人发出现金赔款通知书，并同时提供
该笔赔款的保险单副本复印件、理赔计算书、检验报告或定损报告；对分出人已支付预付赔款的，应随现金赔款通知书提供该笔保险单副本复印件、事故报告书和预付款凭证。
如分出人未能按要求提供理赔资料，接受人应在7日内通知分出人增补资料。接受人在收到所需资料的30日内支付应承担的赔款，但对分出人支付预付赔款的，接受人应在15日内支付应承担的赔款。
分出人收到现金赔款后，应将此笔现金赔款视为已决赔款，在当季度账单中进行冲还。
第十条 分出人在每个季度结束后45日内编送季度分保报表、赔款报表及分保账单等给接受人，每年随第四季度账单报送未决赔款报表。
第十一条 各种报表按业务年度和原币种分险别编制，各险别代码如下：
险别编号 险种名称
Ａ 财产险及附加险
Ｂ 机动车辆险
Ｃ 货运险
Ｄ 船舶险及船舶建造险
Ｅ 航空及航天保险
Ｆ 石油及钻井平台保险
Ｇ 建安工一切险及附加险
Ｈ 农业险
Ｊ 核电站业务
Ｌ 责任险
Ｚ 财产险的其他险
Ｏ 人身意外伤害险（一年期）
Ｐ 人身意外伤害险（一年期以下）
Ｑ 健康保险（一年期以下）
各险别的分保报表和赔款报表应详细编制。但是对详细编制确有困难的财产险业务的货运险、家财险、汽车险以及人身险业务的人身意外险、航空人身意外险等可以汇总编制报表。接受人对分出人所报的上述报表内容及所涉及的业务情况负有保密责任。分保账单按业务核算年度和原币
种分险别编制，按人民币、美元、港币、日元、英镑、马克和欧元七种货币结算汇款，其他币种折合成美元结算汇款，折合率以账单截止日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的中间价为准。
第十二条 分出人和接受人双方应严格款项的划付工作。应付款方必须在每个季度结束后60日内将分保余额足数支付给收款方。
第十三条 接受人付给分出人纯益手续费。分出人于法定分保业务核算期满，在计算并做调整法定分保手续费账单的同时编制纯益计算书。
纯益的计算方法是：
纯益＝业务核算年度全部法定分保费－业务核算年度全部赔款－业务核算期内法定分保手续费－按法定分保费5％计算的业务管理费（其中：寿险业务按2％计算业务管理费）－上一业务核算期的亏损。
业务核算年度全部法定分保费和业务核算年度全部赔款的计算方法按第五条计算。
当计算结果有纯益时，财产保险接受人向分出人支付30％的纯益手续费，人身保险接受人向分出人支付50％的纯益手续费；如计算结果为亏损时，则将亏损滚转至下一业务核算期。
计算纯益手续费时，各币种均折合成人民币统算。折合率以业务核算期满日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为准。
第十四条 关于各险别保单条款中的战争险责任，任何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电报、电传和传真通知对方于7日内（包括节假日）予以注销，并立即用书面形式证实。
第十五条 接受人和分出人任何一方如果发生与本条件有关的疏忽、延误、遗漏和差错等，不应该损害其根据本条件应享受的权益，但是该疏忽、延误、遗漏和差错等，一经发现应立即更正。
第十六条 接受人有权就本条件规定的有关业务事项向分出人查核，但查核前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分出人。
第十七条 接受人或分出人任何一方，违反本条件，未能及时划付有关款项，一经核实，应立即补足，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
第十八条 分出人应严格遵守《保险法》的规定，及时、足额的办理法定分保，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欠缴法定分保费。
接受人要依据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法定分保业务的管理，对法定分保业务实行“单独列账、单独核算”。
第十九条 接受人和分出人对可能产生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未能达成谅解的，可报请保监会协调解决。
第二十条 本条件自2000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00年仍未结束业务核算的法定分保业务仍按原条件（银复〔1996〕205号）执行。保监会认为需要时，或法定分保业务双方协商一致并报保监会批准后，可对本条件进行修订。



1999年12月1日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