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废止)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61号
《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1月1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14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汪啸风
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以下简称无疫区）的建设和管理，有效控制和消灭规定的动物疫病，确保动物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疫区，是指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过口蹄疫、猪瘟、新城疫、禽流感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同时在该区域内对动物和动物产品、动物源性饲料、动物遗传材料、动物病料、兽用生物制品的流通实施有效控制并获得国家认可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凡在本省从事动物饲养、屠宰、运输、销售和动物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经营、储藏以及从事与无疫区建设、管理相关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无疫区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统一规划、消灭内疫、控制外疫、依法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无疫区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领导，将无疫区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生态省建设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疫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无疫区的建设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市、县、自治县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无疫区建设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地区无疫区建设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省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条 无疫区应当按照下列条件和标准建设：
（一）规定动物疫病的控制，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稳定控制、扑灭和消灭标准；
（二）产地检疫率、屠宰检疫率、上市动物产品持证率、免疫证明出证率、检（免）疫标识使用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实施强制免疫的规定动物疫病必须达到规定的免疫注射密度；
（四）动物防疫和防疫监督的设备设施等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动物疫病防治技术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具有对规定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的快速反应能力；
（五）具有健全的动物疫情测报、信息网络体系、规定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和先进的动物临床及流行病学调查、诊断、检验手段；
（六）具有健全的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具备规定的冷藏设备、设施和专用运输工具。
（七）具有监督检查和控制动物、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的检疫管理能力；
（八）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和标准。
第八条 依据自然屏障和疫病流行特点，在本省的港口、码头、机场、火车站等地方设立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对进入无疫区的动物、动物产品及其运载工具实施检查、检疫、消毒、隔离，防止动物疫病传入。
第九条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动物疫病防治规划、重大动物疫病控制应急预案、动物疫病免疫计划和消毒灭源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根据动物免病免疫计划、消毒灭源计划，组织实施动物免疫、消毒，并负责对免疫、消毒效果进行监测。
第十一条 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做好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预防工作。
饲养场、种畜场、孵化厂、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交易场等从事动物饲养、屠宰、销售和动物产品加工、贮存、销售活动的场所，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
第十二条 无疫区内对免疫易感动物应当全部使用疫苗进行强制免疫注射，并建立免疫登记档案，对已实施免疫的动物应当出具免疫证明，对猪、牛、羊同时实行免疫标识管理制度。
无疫区内非免疫易感动物不得接种疫苗，应当依照国家规定，通过非免疫措施达到规定标准。
第十三条 无疫区内发现动物疫病的，应当及时扑灭。对染疫动物及其污染物、染疫动物的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无疫区内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的，染疫动物及其同群动物应当依法强制扑杀，病死动物尸体、染疫动物产品及其污染物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染疫动物运载工具和染疫场所应当进行全面消毒。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动物因染疫而被强制扑杀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动物所有人给予补偿。
第十五条 无疫区需要从区外引入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实行准入管理，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无疫区内对动物、动物产品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严格实行检疫。动物检疫员应当按照检疫规程实施检疫，并对检疫结果负责。
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的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第十七条 进入屠宰场（点）待宰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动物运载工具消毒证明，猪、牛、羊应当同时佩带免疫耳标。
禁止屠宰场（点）屠宰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动物。
第十八条 进入市场的动物应当附有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猪、牛、羊应当同时佩带免疫耳标；动物产品应当附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验讫标志。
经检疫合格分割包装的肉类及其制品，外包装上应当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印制的检疫合格验讫标志。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不符合前款规定的动物和动物产品，应当禁止销售，并通知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第十九条 经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动物、动物产品进入无疫区的，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出具检疫合格证明，承运人查验证明后，方可办理承运手续；动物、动物产品运达后，承运人应当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申报，经查验合格后，方可交付。
第二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屠宰、加工、销售下列动物、动物产品：
（一）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关的；
（二）疫区内易感染的；
（三）按规定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
（四）染疫的；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六）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七）其他不符合国家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
第二十一条 无疫区内的宾馆、招待所、饭店、食堂、熟食加工厂（点）、冷库等单位和业主，必须建立动物产品采购、贮藏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无疫区内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
动物诊疗实行诊疗病志和处方制度。严禁使用违禁兽药。
动物诊疗单位应当定期将动物疫病诊疗记录报市、县、自治县畜牧兽医管理部门。
第二十三条 无疫区内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动物疫病的监测和动物产品的药物残留检测监控。
动物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测监控结果统一由省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公布。
第二十四条 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使用的检疫证明、证照、验讫标志，不得转让、涂改、伪造。
第二十五条 无疫区内动物防疫监督人员在执行动物防疫监督任务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文明执法。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第二十六条 依法进行动物防疫、检疫、监测、消毒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取费用。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引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货主处以货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收购、饲养、加工、经营前款动物、动物产品的，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该批动物、动物产品及其运载工具还应当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采取强制隔离检查、检疫、消毒等防疫措施，所支出的费用由当事人负担。
第二十八条 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处罚。
转让、涂改、伪造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使用的证照、验讫标志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罚，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二十九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执行诊疗病志和处方制度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未按照规定上报诊疗情况的，应当责令其限期补报，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谎报、瞒报疫情，引起疫情扩散，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